第302章 想入非非（一、二连更求花）
并且，萧飞还大胆的引入现代化经济组织形式——公司制，并将其法律化，在此之前，中国民营经济组织的最高形式就是合伙。因合伙形式是一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联合，因而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合伙制共同经营的特点限制了资金筹集的规模，难以满足近代工商业社会化生产对资金的需要；其次，合伙制要求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风险很大的无限与连带的清偿责任，从而影响到投资者的积极性；最后，合伙企业的经营决策由各合伙人协商一致通过方能作出，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与激烈的市场竞争。
关于财政，萧飞也动了一番大手笔。
中国古代财政管理制度主要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皇帝对财政收支的随意性使得国家的财政预算计划不具有恒定的法律效力。其二是财政管理高度集权中央，地方没有相对独立的财政。虽有“汉之上计，唐之上供、留州，但于支出时区别用途，未尝于收入时划分税项”。这一体制固然便于将全国财政依实际需要实行统筹调配，并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但另一方面又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过度集权与专制，地方各项事业难于发展，以及地方官员不得不于体制外寻求非法财源而必然滋生的腐败。而当中央政府权威下降时，地方割据政权就会实行事实上的财政独立，并加剧财政的混乱与不稳定性。
针对此种情况，萧飞所采取的措施是，第一，加强中央财政集权，为实行统一的预决算制度作准备，统一的预决算制度必须建立在中央政府对各省财政状况有确切的了解和实际控制能力的基础上，并且在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专办清理财政事宜”。清理财政处、局的主要职责，是清查、统计各省出入款项，调查财政利弊，并负责财政预决算的编制及册籍造送、稽核。
第二，建立统一的财政预算制度，自公元1915年4月1日起，各省、京中各府衙及军队向度支部分别呈送国家岁入、岁出预算报告册，由度支部汇总编制全国岁入岁出总预算案，奏交内阁行政会议政务会集议后，送资政院议决。各省地方岁入与岁出预算报告册也应呈送度支部，由度支部审核后交各省编制地方岁入岁出预算案，送交谘议局议决，再咨报度支部及中央主管各部。
虽然已经知道了天地宗的总舵便隐藏在北京城某个神秘的区域，但是偌大的京城想要找到一座地下宫殿谈何容易啊，萧飞禁不住开始犯起难来。
而地榜皇者王朝宗那边传来的消息，说他虽然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但是也没有进一步掌握到关于天地宗总舵、天地宗宗主、天榜皇者和暗夜皇者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萧飞叮嘱他，一定要小心行事，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他将会是铲除天地宗最重要的助手。
连日来，萧飞最大的收获，便是在杨易老前辈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主持下，成功推荐陈永杰入主工业部，坐上了工业部部长的宝座，不过，主要是因为陈永杰交出的答卷，震撼了所有反对之人。
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萧飞安排的好，他知道，要想让自己人接任工业部部长的话，势必要找出一个令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经济人才才行，而萧飞提前将陈永杰安排进了袁世凯大总的密室之中，遍阅了所有有关卷宗和文案，再加上陈永杰过人的才华，自然能拿出一份令人震惊的答卷来。
而萧飞对陈永杰拿出来的经济改革方案也是相当满意的。
第三，划分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要求各省编制地方岁入与岁出预算案，送交谘议局议决后，咨报度支部及中央主管各部。
关于金融业，萧飞看过相关的资料，中国自有的金融组织只有传统的钱庄、票号。钱庄是由米店、土布店等商业组织兼营货币兑换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其资本形式一般为独资或合伙，实行无限责任制。由于其筹集资本的能力非常有限，因而很少经营放款业务。鸦片战争以后，钱庄由于充当外国商人在中国倾销洋货、收购原料的金融买办而有所发展，同时也受到外国金融势力的控制与压迫。十九世纪末期，当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后，钱庄虽然开始为民族工商业提供金融支持，但由于其资本组成仍实行独资或合伙形式，不仅资金规模弱小，而且利息却非常之高，很难满足民族工商业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金融调控能力的缺乏，对钱庄没有制定颁布相应的管理法规，致使钱庄的经营活动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如各钱庄自行发行纸币很少有现金准备，也没有发行限额，因而在出现纸币信用发生危机时常常因客户挤兑导致钱庄连锁性倒闭，既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使商业停滞，市面萧条。此外，尽管清末流通的货币基本为银元，但钱庄却顽固地坚持以银两为计帐单位，给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带来辗转折算的麻烦和亏耗的损失。票号则是以经营汇兑为主，兼营存放款，其资本形式一般也是独资或合伙，因而其资金的筹集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制，而且在选择合伙人时又特别注重籍贯（票号多为山西人所营），因而较之钱庄具有更大的封闭性与狭隘性。
所以，萧飞准备大兴金融业，废除银元、金钱的流通，改行流通纸币，并且要尽力实现在异地汇兑，存取等业务。
如此大张旗鼓的改革，即便是当时的西方先进国家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萧飞的理念完全是来自现代1世纪80年代，中华民国那个年代，西方列强的发达程度也是远远没有达到1世纪80年代的水平的。
当然，政策虽好，只是纸上谈兵罢了，萧飞知道，真正推行起来，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刀山火海都已经走过来了，再大的困难，萧飞也是不畏惧的。
于是，萧飞在注意天地宗动静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萧飞知道，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在农业方面以农民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农经济为主；在工商业方面以事关国计民生的盐铁酒茶官营专卖和一切矿藏国家垄断开发为主，限制私营工商业；财税体制上则表现为国家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模式，以及皇权对财政的无限支配；金融方面则以规模小而分散的高利贷为主要经营方式。整个经济体制表现出明显的封闭、分散、狭隘与落后的特征。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打破了中国固有的经济结构与传统经济制度，使中国不得不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模式重新构建近代经济制度体系，即以市场经济制度为主体，政府调控为辅助的制度体系。
所以，萧飞联合陈永杰，所制定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开启机器工业，打破国家垄断，尤其是采矿、航运、铁路等大型产业部门官办形式的垄断经营。
而且，萧飞决定，在全国内大力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是改革传统的工商管理体制，进一步放宽对私人资本参与近代工商业的限制，制定法律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并保障其利益，兴办金融业等等，并且设立国家商业部，作为统辖全国农、工、矿、商诸业的最高领导机构。商部下分设招商局、三农局、交通局、税务局四个部门，分别管理招商、农务、路矿、工商等方面事务。
而且，在萧飞的授意下，在全国内设立商会，实行商会自治管理。这就改变了先前狭隘的行业管理模式。首先，商会是更大地域范围内所有工商业者的联合会，不再是较小地域某一具体行业的组织。商会最高可于省范围内组织。其次，商会的对工商业的管理方法不再是行会的壁垒式限制性管理，而是广泛地联络工商业者，为工商业者提供诸工商信息、商务合同公证、商务仲裁以及引导商家采用新式记帐方法等项服务，以促进工商各行业的共同发展。再次，商会还应当协助政府对工商业活动实行调控，对商人“事关民生日用的物品，无故高抬藉端垄断等情”，予以稽查并适当处理，以维护社会利益。